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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意义何在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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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2-1 16:53:42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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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:石立善,上海师范大学哲学?#21040;?#25480;,“东方学者”特聘教授。文学博士(日本京都大学),《古典学集刊》主编。研究领域为:中国古典学、古代经学、日本汉学。编著《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》(全30册,2017)、《日本<十三经注疏>文献集成》(2016?#20004;瘢ⅰ?#26085;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·年号之部》(全5冊,2018)、《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》(2009),代表论文有《隋刘炫〈孝经述议〉引书考》、《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〈毛诗正义〉残叶考》、《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》、《敦煌写本S.6557中的“鬓局”》、《〈毛诗正义〉引郑玄〈诗谱·小大雅谱?#22320;?#25991;错简之更定》、《〈中庸辑略〉版本源流考辨》、《〈禮序〉作者考》、《朱?#29992;?#20154;丛考》、《日本古写本〈毛诗诂训传〉研究》、《日本幕末明?#38382;?#20195;两部〈论语〉新疏的校勘学成就》、《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?#36820;?#20845;十余篇。

【导 言】

历来研究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,多关注这两篇脱离《礼记》作为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,却无人注意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在明清时代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36816;动,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,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。

本文通过详细考察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在明清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21382;程,指出: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36816;动,在经学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回归《礼记》,由明代祝允明、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,在古学兴起的雍正、乾隆时代的官方修撰《礼记义疏》中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正式重返《礼记》。
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,其积极的一面是恢复了《礼记?#36820;?#25991;本完整性,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,而消极意义则在于直接地削弱了《大学》《中庸?#36820;?#26435;威性与特殊性,导致两者所具有的理学色彩的消?#24605;?#32463;典地位的下降,有关两者的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、礼学化了,导?#38534;?#22235;书?#36820;?#22320;位亦为之下降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归《礼记》,有着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,也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资料图

学界关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5991;本研究,一直集中两书的作者、成书年代以及历代《大学》改本、补传、朱子《章句》本与阳明古本之争、《中庸》经传分离的争辨等问题上,尤其集中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脱离《礼记》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。

?#27426;?#36804;今无人关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清代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20107;实。?#25910;?#35748;为,明清时代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37325;要性决不亚于上述问题,本文通过详细描述并考察这两篇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21382;程与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,试论其影响及经学史、思想史上的意义。

一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于元代脱离《礼记》及明代的状况

北宋二程表彰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,朱子(1130—1200)?#21776;?#29234;撰《章句》,将此两篇?#21360;?#31036;记》中抽出,与《论语》、《?#29486;印泛喜?#29234;《四书》。程朱认爲,《礼记》一书杂出汉儒之手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是混入《礼记?#36820;?#37325;要思想典籍。

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脱离《礼记?#33539;?#29420;立,同时?#27531;?#21578;此二篇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,成爲理学之宝典、道统之渊源。朱子殁后,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在文本上,至南?#25991;?#23578;未完全脱离《礼记》,如魏了翁(1178—1237)《礼记要义》[1]节编注疏,亦载录《中庸》(卷二十七)、《大学》(卷三十一),此书乃其《九经要义?#20998;?#19968;,是从经学研究着眼的经文及郑注、?#36164;?#30340;节录本,属于特例。

而衞湜辑编《礼记集说》[2]仍录《中庸》(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)与《大学》(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),并会聚郑玄《礼记注》、?#23376;?#36798;《礼记正义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及程朱爲首的两宋学者之学说。

其实,对于衞湜《礼记集说》处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3478;注解的态度,黄震(1213—1281)已提出质疑,云:

晦庵《章句》虽亦参错其间,意若反有未满于晦庵者。天台贾蒙又爲?#37117;?#35299;》,杂列诸家,晦庵《章句?#20998;?#35828;又特间见一二而已。[3]

衞湜?#37117;?#35828;》采录诸家之说,而朱子《章句?#26041;?#29234;其中之一家,黄震感觉到衞湜对《章句》怀有不满。至于天台人贾蒙编撰的《礼记集解》?#20801;?#26434;列诸家之说,而所引朱子《章句?#36820;?#23398;说只是零星一见而已。贾蒙的《礼记集解》久佚[4],从黄震的记载中可知,他也仅仅是将朱子《章句》作爲其所选取的二十六家?#21040;?#20043;一而已,采录很少。

黄震的潜台词很清楚,衞湜、吴蒙的书对于朱子《章句》重视?#23545;?#19981;够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37096;份专尊朱子一家之说足矣,但他并未提出让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完全脱离于《礼记》。黄震在《黄氏日钞·读礼记》中,《中庸》以朱子《章句》本爲主,略采诸家,间附己意;《大学》则先录《礼记》古本,再录朱子章句本,最后列董槐改本[5]。

衞湜、魏了翁、黄震等皆爲朱子学者,由此可知,在南宋朱子殁后,作爲《礼记》篇章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与作爲四书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并行而?#27719;!?/font>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脱离于《礼记》,肇?#21152;?#20803;代理学家吴澄(1249—1333)《礼记纂言》[6]。《礼记纂言》仿照朱子《仪礼经传通解?#36820;?#20307;例,统?#20808;?#31036;,分别经传,归类“仪礼正经”、“逸经”、“仪礼传?#20445;?#21448;以其余《礼记》三十六篇类别爲“通礼”、“丧礼”、“祭礼”、“通论”四类,而不载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吴澄在《序》中称: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程子、朱子既表章之,《论语》、《?#29486;印?#24182;而爲《四书》,固不容复厠之礼篇。

经过程朱表彰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并入《四书》后,地?#24674;?#28982;升高,事实已不容许再留在《礼记》这样的礼学典籍中。这是对理学新经典的尊重,也显?#33267;宋?#28548;对程朱的无比尊崇。

此后,《礼记》专书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变爲四十七篇,陈澔(1260—1341)《礼记集说》[7]乃其滥觞。陈澔是朱子的四传弟子,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(1322)的《序》中?#21073;?/font>

《戴记》四十九篇,?#28909;?#34920;章《学》、《庸》,遂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。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?#29004;?#28982;义之?#25104;?#21516;异,诚未易言也。

“?#28909;濉?#26080;疑是指程朱,陈澔认爲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已成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,地位崇高,与《礼记》中的其他礼篇不可同日而语,必须脱离《礼记?#33539;?#29420;立。陈澔在书中仅存篇目“中庸第三十一”、“大学第四十二?#20445;?#19981;录经文,并注云:

朱子《章句》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已?#23567;?#22235;书》,故不具载。

吴澄、陈澔皆爲理学家,其言行出于必然。元?#39318;諢是臁?#24310;祐年间恢复科举,《四书》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[8],进一?#25945;?#21319;并确立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6435;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。

何异孙《十一经问对》则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?#29486;印貳ⅰ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礼记》爲十一经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诸经并列,在元代的地位之高?#19978;?#32780;知。

陈氏之后,元明两代的《礼记》注本或礼书重编本?#20154;?#19981;载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俨然成爲惯例,而多?#40065;?#20070;之体例,仅存篇目而已。明永乐年间,胡?#24726;?369—1418)等奉敕撰《礼记大全》[9]所用蓝本爲陈澔《礼记集说》,并参用衞湜?#37117;?#35828;?#33539;?#25104;,《大全》自然遵守陈?#31232;都?#35828;》体例,不载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明人徐师曾(1517—1580)《礼记集注》卷二十五《中庸?#21453;?#31687;目,卷二十九则载录蔡清考定《大学?#20998;?#30693;格物补传八十六字[10],汤道衡《礼记纂注》[11]从之。

贡汝成《三礼纂注》[12]之《礼记》部份分爲十二卷,存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经解》、《哀公问》、《仲尼燕?#21360;貳ⅰ?#23380;子闲?#21360;貳ⅰ?#22346;记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?#38534;貳ⅰ?#20754;?#23567;貳ⅰ?#23398;记》、《乐记》十二篇,不载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?#32856;尚小?#31036;记日录》[13]仅存《大学》篇目,《中庸》篇目亦不载,汤三才《礼记新义》[14]、姚舜牧《礼记疑问》[15]、朱泰桢《礼记意评》[16]、朱朝瑛《读礼记略记》[17]等皆不载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

李经纶(1507—1557)《礼经类编》取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合而汇之,以《曲礼》、《经礼》、《制礼》爲大纲,而各系以细目,三大纲后又有《三礼通传》,?#21916;ⅰ?#31036;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坊记》、《表记》及《哀公问?#36820;?#31687;,又冠之以《大学》,终之以《中庸》。这应当是沿袭了《仪礼经传通解•学解》收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0570;法。

明末刘宗周(1578—1645)《礼经?#21363;巍?#24402;类篇章,援引《大戴礼记?#20998;?#22799;小正》与《武王践阼》入《礼记》,并以《孔子家语》补其阙,却不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[18]。在明代不仅是出于学者的《礼记》注本与重编本,甚至连坊刻白文本《礼记》也大都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19981;载,唯独吴勉学刊刻的白文十三经本,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摘出而特置于《孝经?#20998;?#21518;,可谓平衡权宜之计。

像爲科举而设的徐养相《礼记辑览》[19]、杨鼎熙《礼记敬业》[20],像家塾讲章一类的戈九畴《杭郡新刊礼记要旨》[21]、马时敏《礼记中说》[22]、童维巖《礼记新裁》[23]、杨梧《礼记说义集订》[24],爲乡塾课蒙而作的陈鸿恩《礼记手说》[25]、许兆金《说礼约》[26]以及注音本的王觉《礼记明音》[27]皆不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0869;容,其实况?#19978;?#32780;知。

卢翰《掌中宇宙》卷八《崇道篇》“十三经条”则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?#29486;印貳ⅰ?#23572;雅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作爲十三经。

万历年间,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,《礼记?#26041;?#23384;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目,却在《尔雅》后列出朱子章句本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30333;文,与十三经对等并列,事实上?#30740;?#25104;了“十五经”。可?#36816;擔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32463;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。

但是,恰恰在这一时代,有人开始提出异议。祝允明(1460—1527)率先发难:

?#36816;?#20197;来?#21152;小?#22235;书”之目,本朝因之,非敢妄议。愚谓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帐恰?#31036;记?#20998;?#19968;篇,《?#29486;印分?#35328;羽翼?#36164;希恢帐?#23376;部儒家之一编耳,古人多有删驳,国初亦尝欲废罢,?#35270;?#20197;爲宜以《学》、《庸?#22346;?#20043;礼家,《论语》并引《孝经》同升以爲一经。[28]

祝允明认爲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应当归还《礼记》,《?#29486;印?#21017;归入子部儒家类,《论语》与《孝经》?#21916;?#21319;爲一经,即废除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及《?#29486;印返?#32463;典地位,而以《论语孝经》取代之。祝氏之言,看似轻描淡写,其实另有目?#27169;?#22240;爲废除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?#29486;印罰?#23601;等于废除“四书”及程朱的四书学体系!

祝?#31995;?#21453;对仅见于言,付诸?#23548;?#34892;动的则?#21069;?#20313;年后的郝敬(1558—1639)。郝敬在《礼记通解》[29]书首所附《读礼记》中云:

?#28909;?#20197;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爲道学之要,别爲二书。夫礼与道,非二物也。道者,礼之匡郭,道无垠堮,礼有范围,故德莫大于仁,而教莫先于礼。圣教约礼爲要,复礼爲仁,礼仪三百,威仪三千,致中和,天地位,万物育,此?#20048;?#33267;极而礼之大全也,?#35797;唬骸?#21363;事之治谓之礼。”[30]冠、昏、丧、祭,礼之小数耳。

子曰: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?#31508;?#20754;见不越?#35009;瘢?#25191;小数,遗大体,守糟魄而忘菁华,如《曲礼》、《王制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杂记》则以爲礼,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则以爲道,过爲分疏,支离割裂,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。自二篇孤?#26657;?#21017;道爲空虚而无实地;四十七篇别列,则礼似枯瘁而无根柢,所当亟还旧观者也。

郝敬强?#36951;?#21028;程朱擡高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030;,认爲礼与道爲一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其他四十七篇相辅相成,不可割裂,应当亟还《礼记》一书之旧观。郝书反?#36816;?#20754;以《礼记》作爲《仪礼》、《周礼?#20998;?#20256;,过于重?#21360;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,视之爲“圣人约礼之教”、“先圣传心要典”。郝敬在爲唐自明《大学原本阐义》撰写的序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:“世儒?#21892;?#32932;?#24120;?#21035;收戴圣《礼记》《中庸》、《大学?#33539;?#31687;,补凑爲《四书》,専?#27531;?#21629;、明德,以爲理学。

夫理者里也,一事一物之里,而道者蹈也,天下古今共由之路,理隐而道显,理虚而道实,圣人言道不言理,道逹于天下,即理行乎其中?#21360;?#20108;篇在礼,则爲根蒂,礼失此二篇,则成枯槁,二篇离礼,则堕空虗。道与礼,礼与性命,非二也。”郝?#31232;?#31036;记通解》卷十八、十九收录《中庸》,卷二十一收录《大学》,以大篇幅重点加以疏解。

郝?#20808;?#29234;《中庸?#20998;?#26417;子《章句》大爲分晓,而郑注、?#36164;?#21017;孟浪无足观[31],其分章则依据朱子之说,略加改订爲三十章;至于《大学》,则不从朱子经传之分,采用古本解之。郝敬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恢复到《礼记》里的做法,打破了三百多年来《礼记?#20998;?#20316;不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4815;例,此举乃思想史上的一个偶发性的重要?#24405;?/font>

二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于清代重返《礼记》及思想界的动向

时至清代,学界对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最先做出举动的是王船?#21073;?619—1692),其《礼记章句》采录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先录朱子《章句》,再以《衍》自出己意。船?#25509;?#31687;首云:

凡此二篇,今既专?#26657;?#29234;学者之通习,而必归之于《记》中者,盖欲使五经之各爲全书,以见圣?#20048;?#22823;,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,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大用之所流?#26657;?#32780;不可以精粗异视也。[32]

船山的《大学衍》与《中庸衍》极力反驳阳明之说,可谓朱子《章句?#20998;?#20256;疏,但其必归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于原书,与郝敬的意图略有?#29004;?#20854;意在恢复《礼记》经文全貌,以显?#21046;?#20070;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体性。但由于船山著作迟至清代后期纔行于世[33],故其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。

船山所谓“不可以精粗异?#21360;保?#21363;不可将《礼记》中的篇章区分爲精?#25351;?#20302;,此言当有所指。如清初尊朱的学者俞长城就曾提出,要将《礼记》从五经中?#21066;恚?#20182;认爲《礼记》出自汉儒,其书之精粹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今二篇已入《四书》,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[34]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清初有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让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回归于《礼记》,刘宗周的弟子陈确(1604—1677)云:“?#20498;欏?#25140;记》,犹是以《大学?#22346;埂?#22823;学》,未失六经之一也。而遽例以废经,尤失情实。?#26412;?#31649;陈?#35775;?#26377;撰写关于《礼记?#36820;?#19987;门著作,也曾指斥《大学》非圣经、背离孔子之道,爲伪书、爲禅学,但仍然主张将其回归《礼记?#20998;?#20013;[35]。相比之下,其同门黄宗?#31069;?616—1686)《周易象?#24688;?#21367;四[36]的批评更爲有力而彻?#31069;?/font>

割礼传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而孤行之,盖由视礼爲麤迹,而别求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微,以爲上达,至使“慎独”、“未发”纷纷聚讼,岂知“一日?#24605;?#22797;礼,天下归仁”?#22336;?#40612;迹所能臻者!《大学?#20998;?#20462;、齐、治、?#21073;?#20013;庸?#20998;?#33267;参赞、位育、无声无臭,亦只形容礼之至极尔。今欲割去本原,别寻妙几,何其不入于释氏也!

黄宗?#30528;?#35780;宋儒视礼爲麤迹,去本别寻,误入于禅佛。朱彝尊(1629—1709)的态?#20154;?#28982;相对温和,但仍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脱离《礼记》表示出了不满:“朱子分爲经传,出于独见。自《章句》盛?#26657;?#32780;永乐中纂修《礼记大全》,并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文删去之,于是诵习《章句》者,不复知有《戴记?#20998;?#26087;。[37]”

狂批朱子《四书章句?#36820;?#27611;奇龄(1623—1716)亦认爲:朱子的“改本虽存,犹属私藏,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《二程全书?#20998;?#20013;,不必强?#20048;?#30342;爲遵之。而元、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,而用以取士,且复勒之令?#31069;?#21189;使共遵,一如汉代今学之所爲‘设科射策,劝以利禄’者,而于是朱子有《大学》,五经无《大学》矣![38]”

朱子之改本(《章句》)仅爲一家之言,而元、明以?#19995;?#20197;朱子的本子用于科举取士,却令五经之《礼记》因此失去《大学》。李塨对经书的定义提出了全新的看法,他也认爲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应当归入《礼记》[39]。钱曾(1629—1701)就批评元人何异孙《十一经问对?#26041;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与《礼记》通列爲三经的做法[40]。

几乎在同一时期,日本儒学家也提出?#24605;?#20026;相似的看法,伊藤?#25910;?627—1705)否定《礼记》作为经书的权威性,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汉人附会之手,《大学》绝非程朱所谓“?#36164;?#20043;遗书?#20445;宋?#30693;孔孟血脉而熟读《诗》、《书?#36820;?#25112;国齐鲁诸儒之作,后朱子妄分经传,为害?#20048;?#23588;[41],故而伊藤据郑玄之古本,重作《大学》定本[42];另一方面他还否定《中庸?#36820;?#26410;发已发之说,视为《论语?#20998;?#34893;义[43]。

如此,伊藤从根本上颠覆了宋儒及道学之理论根基,罢黜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而独尊《论语》、《?#29486;印貳?#19968;海之隔,而观点暗?#20808;?#20986;一辙,足见质疑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的权威地位乃时代大势之所趋。

清初另一部收归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入《礼记?#36820;?#33879;作,乃徐世沐(1635—1717)《礼记惜阴录》。《礼记惜阴录》成书于徐氏晚年七十四岁即1708年,其书不传,今据《四库全书总?#21051;?#35201;》[44]可略窥其书之特色:

是书?#31232;?#26354;礼》、《檀弓》、《杂记》各爲一篇,删古本上下之目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31687;则?#28304;庸?#26412;全录,以成完书。毎篇之首,各注其大意,每篇之末,各评其得失。所注多袭陈澔之文,而简畧弥甚。

徐世沐注文多袭陈澔《礼记集说》,馆臣在文末又评其书爲“讲学家之谈经类,以训诂爲末务?#20445;?#21487;知徐氏是一位理学家,但其书却摒弃《礼记集说》以来仅存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目的惯例,收录两篇古本全文。此举虽然是爲了恢复《礼记?#36820;?#20840;貌,却又不采朱子《章句》,其意?#21152;?#37085;敬、王船山是否相同,实在是耐?#25628;?#21619;。

康熙初年的张怡《三礼?#29486;搿販隆?#20202;礼经传通解》,首《通礼》,次?#37117;?#31036;》,次《王朝之礼》,次《丧礼》,其《通礼》则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110;卷首,《大学》弃朱子改本,而从王守仁所解古本[45]。

进入乾隆朝,官?#22870;?#32386;的《礼记?#20998;?#20316;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2788;理做出了重大举措。由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康熙帝讲筵记录《日讲礼记解义》[46],仍然谨守陈澔《礼记集说》以来的惯例,仅存《大学》(卷六十二)、《中庸》(卷五十六)篇目,注云“朱子《章句》”。

?#27426;?#19981;久之后,成书于乾隆十三年(1748)的官修《钦定礼记义疏》[47](李绂领纂,共八十二卷)却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31687;重归之《礼记》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6041;?#29992;古本原文,经文之后依序排列郑注、?#36164;琛?#26417;子《章句》。《钦定礼记义疏》书首《凡例》云:

《中庸》、《大学?#33539;?#31687;,?#36816;?#22823;儒编爲《四书》,其后俗本《礼记》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,?#28909;?#26354;台之旧,以尊全经,?#28304;?#21476;本,兼辑朱注,?#20801;?#20934;绳,而《正义?#36820;?#26465;,概置勿用。

这是自元代陈澔《礼记集说》四百年来,官方的《礼记》注本首次恢复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这一举措的目的甚爲明确:尊重《礼记》一书的完整性,保存古本的?#32705;?#19981;仅如此,《钦定礼记义疏?#22346;?#29234;收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31687;而特别设立了与本书其他四十七篇?#29004;?#30340;体例:

案《戴记》四十九篇,其四十七篇并用《正义?#36820;?#20845;条编纂之例,独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31687;不拘诸例,但全录注疏于前,编次朱注于后者,一?#20801;?#19981;遗古本之源,一?#20801;?#29305;尊朱子之义。全录注疏古本,方识郑、?#23376;?#32764;圣籍之功,方见朱子之精心邃密,而注疏之是非得失,读者自一目了然,故不拘诸例。[48]

这项特设的体例,既体?#33267;?#19977;礼馆臣在处理上的谨慎态度,也?#20801;?#20102;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0301;的特殊。《礼记义疏》一面不遗古本之源,一面特尊朱子之义,?#22235;?#20004;全其美的折中之举——爲了让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,《义疏》编者在理由说明上确实花费了不少?#20035;加?#36766;墨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爲《四书》行世已久,影响深远,故恢复二篇入《礼记》自然要慎之又慎。《义疏》收录汉唐以来诸家学说,惟说之是者从之,至于义理之指归,则一奉程朱之说爲圭臬。《四库总?#21051;?#35201;?#33539;浴?#20041;疏》恢复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030;,评价甚高:

其《中庸》、《大学?#33539;?#31687;,陈澔?#37117;?#35828;》以朱子编入《四书》,遂删除不载,殊爲妄削古经,今仍录全文,?#28304;?#26087;本。惟章句改从朱子,不立异同,以消门户之争。盖言各有当,义各有取,不拘守于一端,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。[49]

馆臣严厉批评陈澔?#37117;?#35828;》删削古经,割?#36873;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030;,其称扬《礼记义疏?#20998;?#35789;虽略有谀美之嫌,但对恢复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。陈澔?#37117;?#35828;》在明清两代被奉爲科举教材之一,要推翻其说、其影响,非官方而不能爲。

我们还发现馆臣在《四库提要》论述“礼记类”书籍时,尤其对其书是否收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及所收爲古本还是朱子《章句》加以特别关注。无疑,这如实?#20174;?#20102;清代中期官方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《礼记?#36820;?#20004;者关系的敏?#23567;?/font>

乾隆元年(1736)六?#32438;?#24320;三礼馆,聚集人才,全祖望、吴廷华、惠士奇?#20154;?#20754;?#26434;?#25307;入馆,开始了一项费时十三年的大型国家事业,系统地整理阐释三礼学,这项事业在?#22363;?#21069;代重视程朱理学的同时,还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,而《礼记义疏》恢复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9305;别处理,无疑广受瞩目。

参与过《三礼义疏》编纂工作的杭世骏(1696—1772),后来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汇编《续礼记集说》[50],其书采录《中庸》(卷八十六至八十九)、《大学》(卷九十七)古本,以郑玄、?#23376;?#36798;之说爲主,又引清人毛奇龄、姚际恒、毛远宗?#28909;?#20043;说,其思路是与《礼记义疏》一脉相承的。

《礼记义疏》恢复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0030;措,其实在目录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,因爲历来在两篇的性?#20351;?#23646;?#21916;?#26080;定论。西汉刘向《别录》属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爲“通论”[51]。关于《中庸?#36820;?#33879;作,《汉书•艺文志?#26041;?#20013;庸说》归入“礼类?#20445;?#38539;书•经籍志》及《旧唐书•经籍志》因之[52]。

宋元时代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目录书籍分类中多被归入到“礼类?#34987;頡?#31036;记”中,如郑樵(1104—1160)《通志•艺文略》经类,以《论语》自爲一门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入“礼记?#20445;睹献印?#21017;入“子类?#20445;?#37089;斋读书志》卷一上、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皆划入“礼类”。元代《四书》学制度化之后,元修?#31471;问?#8226;艺文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[53]亦承袭宋代的分类,归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于“礼类”。

进入明代,目录学典籍方始设立“四书类?#20445;?#22914;《文渊阁书目?#36820;?#30342;归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于“四书类?#20445;?#28165;初所修《明史•艺文志》亦沿用前代惯例。但明清著述也有归入“礼类”?#27169;?#22914;《授经图义例》卷二十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列入“诸儒著述附歴代三礼传注”类,《万卷堂书目》卷一归于“礼类?#20445;?#32463;义考》[54]则归入“礼记类?#20445;?#20522;灿(1627—1688)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则归入“三礼类”。

《千顷堂书目?#20998;?#24405;有明一代书籍,亦将训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33879;作皆归入“礼类?#20445;?#22235;库馆臣?#28304;?#21017;提出了异议,并将二书的相关著作移入《四库全书》经部“四书类?#20445;?#20854;理由是:“?#36816;?#35299;者《四书?#20998;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,非《礼记?#20998;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学问各有渊源,不必强合也[55]。”

意谓朱子创立的《四书》体系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与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乃?#25945;?#23398;术系?#24120;?#21487;并存同?#23567;S郑?#32493;通志》[56]、《皇明通志》[57]亦列入“四书类?#20445;?#28165;通志》[58]则遵?#21360;?#38054;定续通志?#20998;?#20363;。?#27426;?#21516;时代的《皇朝文献通考》[59]却因爲《礼记义疏?#36820;?#20986;?#37073;?#24182;据《文献通考?#36820;?#20998;类,重归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316;于“礼类”之中,其书云:

按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31687;本《戴记》旧文,自陈澔?#37117;?#35828;》以朱子编入《四书》,遂删除不载,伏读《钦定四库全书》虽列入“四书类”中,而《钦定礼记义疏》则备录全文,以复古今之旧。今谨遵编次,凡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1333;行者,仍入“礼类?#20445;?#19988;?#28304;?#39532;氏旧例焉。

可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目录典籍中的归类,明代以后一直摇摆?#27426;ǎ?#23384;在着矛盾。可?#36816;擔?#31036;记义疏》恢复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030;,引起?#22235;?#24405;书籍在分类上的新的?#21046;鏪60]。

一些学者对官方的举措做出了?#20174;Γ?#22914;李惇(1734—1784)认爲: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3539;?#31687;,程朱自《戴记》取出,以配孔孟之书。《大学》改正尤多,如临淮入汾阳军,一号令之,壁垒?#21592;鋄61]。数百年来,遵而从之,无可议?#21360;?#20294;《戴记》中犹当载其元文,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,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。今惟注疏本?#24615;?#20803;文,而不能家有其书,坊刻读本止存其目,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元文者,窃谓急宜补刊,庶得“先河后海”之义。[62]

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?#27169;?#22240;爲注疏本虽保存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古本古注的原貌,然世间所通行的《礼记》读本仅存目而已[63],故亟需补入两篇。古学兴起,汉学家热衷考据考古,对于古经古书及金石研究的热忱高涨,而古书辑佚工作之兴盛,是时代之必然。

对于本未亡佚,却被人爲地割裂出原书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使其重归《礼记》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恢复经书古本原貌,对于汉学家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?#27169;?#20294;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此。汪中(1744—1794)《大学平议》云:

《大学》其文平正无疵,与《坊记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?#38534;凡?#20210;,爲七十子后学者所记,于?#36164;?#29234;支流余裔,师师相传,不言出自曾子。……诚知其爲儒家之绪言,记礼者之通论,孔门设教,初未尝以爲“至德要道”。……宋儒既藉《大学》以行其说,虑其孤立无辅,则牵引《中庸》以配之。[64]

汪中力驳理学家将《大学》作爲道德形上学的经典,主张此篇与其他一些《礼记》篇章的性质无异,故而应当将之归爲“记礼通论”即礼学篇章之一,他?#21360;?#22823;学?#36820;?#20316;者与主旨两方面来完全否定其书具有的哲学性质与崇高地位,试图彻底推翻《大学》。

这番露骨至极的反宋学的言论,表明了汉学家力图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归之《礼记?#36820;?#30495;正目的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,必将导致两者作爲理学经典的色彩的消?#24605;?#32463;典地位的下降。“四书”的?#38382;?#23558;不复存在,而程朱以来理学家?#24378;?#24515;构筑的思想体系亦随之瓦解。

方东树(1772—1851)《汉学商?#25671;罰?#21367;下)[65]还指出汪中甚至认爲不应立有《四书?#20998;?#21517;,有人还屏弃朱子?#37117;?#27880;?#33539;?#31105;止子弟不许诵读,可见连《四书》是否成立,?#37117;?#27880;》是否要读,都成了汉宋学术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。如凌廷堪(1757—1809)云: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《小戴?#20998;?#31687;也,《论语》、《?#29486;印罰?#20256;记之类也,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,别取而注之,命以“四书”之名,加诸六经之上,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?#37073;?#24323;之若土苴,天下靡?#27426;?#20174;之,较?#20309;?#20043;尊传注,隋唐之信义疏,殆又甚焉![66]

汪中与凌廷堪的态度,与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《四书?#36820;?#30475;法不谋而?#31232;?#28165;代经学的变化与特征,一言?#21592;?#20043;,即五经的地位上升,而《四书?#36820;?#20301;的相对下降。贬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3398;术价值,使两篇重归之《礼记》,亦昭示着四书地位的下落。

梁章巨《退庵随笔》卷十五云:

朱子之《章句集注》,积平生之力爲之,垂没之日,犹改定《大学•诚意章》注,凡以明圣学也。元延祐中用以取士,而阐明理?#20048;?#20070;遂渐爲弋取功名之路,至《大全》出而捷径开,入比盛而俗学?#24726;?#39535;至高?#26041;?#31456;?#26657;?#38750;惟孔、曾、思、孟之本旨亡,并朱子之《四书》亦亡矣!

其言绝非危言耸听,朱子的《四书章句》自元代延祐年间成爲科举取士的科目以来,在明代就已发生?#26102;洌?#27814;爲俗学,成爲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手?#21361;?#32780;《四书大全?#36820;?#20986;现则将四书学本身导向了生?#26469;?#20129;的关口。以致于明清两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对《四书》抱有深深的厌恶之?#26657;?#21363;不反程朱,而反理学、反四书。这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一。

那么,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?#28304;?#21448;持有何态度呢?如翁方纲(1733—1818)在《礼记附记》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着墨最多[67],?#21476;?#35780;陈皓?#37117;?#35828;》不应当删省《中庸》,谓“奚若存《章句》于《礼》注疏后,使学者备研核之爲得欤![68]”主张载录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经文,并将朱子《章句》排列在注疏之后,可?#38477;?#20572;折中之论。

同时,一些成于理学家之手的《礼记》类编本也都开始收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王心敬(1656—1738年)《礼记汇编》取《礼记》四十九篇,以己意重新排纂,分爲三编。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,曰《圣贤训拾遗》;次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;又次以?#23545;?#23376;拾遗》、《诸子拾遗》;又次以《乐记》。中编括《记》中礼之大体,曰《诸儒纪要》;次以?#23545;?#20196;》;又次以《王制》;又次以?#37117;?#35328;善?#23567;貳?/font>

下编聚?#23567;?#35760;》中琐节末?#24405;?#38468;会不经之条,曰?#37117;?#24405;杂闻》,以《大学》爲?#20843;?#31036;之包络?#20445;?#20013;庸》爲?#20843;?#31036;之根柢”。任启运(1670—1744)《礼记章句》类编全书,则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冠首,作爲全书之“统宗”。乾嘉以来,汉学?#39029;?#20110;汉宋之争,凡所著述直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归之《礼记》,却不称《四书》[69]。

需要指出的是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36947;路并不?#25945;梗?#28165;初以来一些学者仍然遵循旧例,在?#21040;狻?#31036;记?#36820;?#33879;作中不收录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,如万斯大(1633—1683)《礼记偶笺》[70]、李光坡(1651—1723)《礼记述注》[71]、张沐《礼记?#24503;浴穂72]、姜兆锡《1666—1745》《礼记章句》[73]仅存篇目,不解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

方苞(1668—1749)《礼记析疑》、吴廷华(1682—1759)《礼记疑义?#26041;?#19981;录或不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又如礼学家江永(1681—1762)《礼记训义择言》不收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其另一部著作《礼书纲目》[74]也仅?#23567;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爲“通礼”第十七、十八,存目并注云:“自有朱子《章句》,今止存其篇目”、“自有朱子《章句》,今亦但存其篇目。”

郝?#27531;校?757—1825)《礼记笺》亦存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目而不解之。李调元(1734—1803)《礼记补注》[75]谓“原本有《中庸三十一》章,今取入《四书》篇内”、“此篇上有《大学第四十二》,今入《四书》,不载。”刘沅(1767—1855)《礼记恒解》卷三十一《中庸》、卷四十二《大学?#26041;?#23384;目,云:“今仍《四书?#20998;?#26087;,另有论注,兹不复赘。”

潘相《礼记厘编》[76]是一部《礼记》类编本,其书分十类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《学记》、《文王世子》、《经解?#36820;热?#31687;被编入爲“大学之方类?#20445;?#20294;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不录经文,仅各录朱子《章句》篇题下所载二程之语而已。上述大多数人的意图不得而知,但这些遵循旧例的做法也从侧面?#20174;?#20102;朱子《章句》及陈澔?#37117;?#35828;?#36820;?#24433;响之大,在一些学者心中不可动摇。

?#23548;?#19978;,如何处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《礼记?#36820;?#20851;系,在朱子学者之间也存在?#21046;紜?#22914;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《礼记》新疏的处理方法正相反,孙希旦(1737—1784)《礼记集解》重视礼义、礼制及义理,其书沿袭陈皓?#37117;?#35828;?#20998;?#26087;,仅存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31687;目而不录正文[77],而时代稍晚的朱彬(1753—1843)《礼记训纂》重视训诂、校勘及名物,采录《中庸》正文,并录古本《大学》正文,继之以朱子所考定《大学》(不录《补传》)[78]。孙、朱二人皆爲笃实的朱子学者,而做法却大相径庭,颇耐?#25628;?#21619;。

当时,宋学方面有人对归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于《礼记?#36820;?#39118;?#20445;?#20570;出了有力的回应。冉觐祖(1637—1718)《礼记详说》凡一百七十八卷,是继南宋卫湜《礼记集说》以来的大型注释书,冉氏于卷首《礼记总论》反驳明人郝敬谓?#28909;?#21106;?#36873;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于《礼记?#20998;?#35828;,云:

京山立说,多与朱子背驰,谓?#28909;?#20197;《学》、《庸?#33539;?#31687;别爲二书,支离割裂,当亟还旧观,责?#28909;?#20197;割?#36873;?#31036;记?#33539;?#19981;自知,其致毁谤《四书》。《礼记》四十九篇,真赝纯驳,?#23588;?#24182;收,?#28909;?#25321;其精者,令幼学急读之,及能治全经,则二篇固在,又何病乎割裂也![79]

《礼记详说》书首附陈澔《礼记集说序》,理学色彩极爲明显,书中不录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仅于卷一百五十五、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。冉觐祖的看法接近宋儒,即区分《礼记》各篇的性质,评判其价值,择其精要者爲我所用,故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即使独立亦未尝不可。

冉氏还回击了诋毁《四书?#36820;?#22768;音,故其回应对象应该不仅仅是郝敬一人,而是当时汹涌的风潮。在否定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32972;后,汉学家们的矛头所指乃四书学体系,四书学体系正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盘,否定与摧毁四书学体?#23548;?#24847;味着程朱理学体系的瓦解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回归《礼记?#36820;?#22768;音,直至清末仍然不衰,俞?#26657;?821—1907)?#24230;?#22763;议》[80]云:“第二场试经义五道,仍如今制,以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岀题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归并在《礼记》中,不必别岀试文。”在这篇讨论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文章中,俞樾认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可以归并入《礼记?#20998;?#20013;,不必单独别岀试文。

然俞?#31995;?#23376;章太?#31069;?869—1936)的态度则更为激烈:“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,《大学》自《大学》,自然应该?#24149;?#21476;本,又何必用朱子《章句》呢?”“若说实话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只是《礼记》中间的两篇,也只是寻常话,并没有甚么高深玄妙的道理,又不能当作切实的修身书,只要还归《礼记》,也不必单行了。”[81]

章?#31995;?#36825;番话若放在学术史上可谓是惊世骇?#31069;?#28982;自激荡求变的清末民初时代观之,竟是打破一?#20449;?#20687;与传统权威的常?#35835;恕?#31456;?#31995;?#36825;一论调传存?#20004;瘢?#23459;告了程朱理学的彻底没落与衰微。

结语

孔门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本单篇别?#26657;?#22312;西汉由戴圣编入《礼记》,成爲礼学通论,在宋代经二程、朱子彰显而独立,与《论语》、《?#29486;印?#24418;成四书,遂成爲理学经典,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《礼记》。——我们可?#28304;印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4402;属变迁中,理清与把握儒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。

让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,由明代祝允明、郝敬首倡,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论调,其正式重返《礼记》则是在古学兴起的雍正、乾隆时代,此时的思想界提倡尊经崇古,回归原典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》,积极的意义是恢复了《礼记?#36820;?#25991;本完整性,再现古本之原貌,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,而消极的意义呢?

晚清的朱子学者郭嵩焘(1818—1891年)即指出:“雍、干之交,朴学日昌,博闻彊力,实事求是,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,于是风气又一变矣!乃至并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0998;?#20070;蔑视之,以爲《礼运》、《学记?#20998;?#25903;言绪论。[82]”这一指摘非常锐利,令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?#36820;?#32467;果,致使此二篇与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个等级,直接地削弱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,导?#38534;?#22823;学》、《中庸》所具有的理学色彩全面消退,经典地位大幅下降,其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、礼学化了,导?#38534;?#22235;书”的地位亦爲之下降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归《礼记》,可谓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,是汉学?#21494;?#20110;程朱理学的一个反动。 围?#35889;?#27492;事的各种著述、议论及?#20174;Γ?#20063;?#25104;?#20986;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纠葛与复?#21360;?#21487;是,事实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重返《礼记?#20998;?#21518;,汉学家们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,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?#24576;?#36234;朱子《章句?#36820;?#27880;本与解释,或以《章句》爲主疏解之,或是增录郑注、?#36164;瑁?#20165;供读书人参考而已。

至清末爲止,科举考?#36816;?#29992;的及世上通行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36820;?#26412;子仍旧是朱子《章句》本,读书人无不诵习之。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,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(包括《礼记》在内)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?#26041;?#20165;是在?#38382;?#19978;重返《礼记?#33539;?#24050;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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